“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，少数民族文化原生性非常强，我们在文化挖掘整理过程中发现，文化和旅游有着很好的结合点。”贵州师范大学国际旅游文化学院院长殷红梅说，“在文化的传承保护过程中，不是把传统文化封闭起来就是保护了，‘活化’它、使用它，让它发挥最大的效益才是最好的保护，旅游就是这种方式。”
从发展乡村旅游开始
贵州的乡村旅游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，民族村寨因文化独特性吸引了不少欧美游客，而有计划地开启乡村旅游发展之路则要追溯到2000年左右。
彼时，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为贵州做了全省旅游发展规划，在编制过程中，相关专家发现贵州的乡村旅游是可做成品牌的，因此，全省启动了乡村旅游发展规划。该规划中对乡村旅游的类型、乡村旅游可嵌入地方文化的方式等进行归纳总结，划分出景区型、大城市周边型、独立村寨型等几种类型。
“贵州从发展乡村旅游开始，找到了一条很好的发展路径。”殷红梅说，特别是以村寨及村寨群落为核心的乡村旅游在消除贫困、改善民生、促进乡村发展，保护、保障和维护民族地区的民族文化、民族团结和稳定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。
殷红梅介绍，贵州村寨的封闭性比较强，文化的原生性保持得比较好，像一个“活化石”。
从个别村寨发展开始，贵州村寨的乡村旅游不断完善，专业人员队伍不断加强，服务能力得到提升，发展逐步走向深入。2017年,贵州乡村旅游共完成投资127.77亿元，接待游客3.46亿人次，实现总收入1572.79亿元，通过旅游发展带动25.4万贫困人口就业，超过3000个村寨做乡村旅游。
业态引导合理分流
伴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，贵州逐渐摸索出几种不同的模式。其中，西江千户苗寨在全国的知名度非常高，这离不开政府的扶持，可谓是政府引导的典型。
2008年，贵州举全省之力，在西江千户苗寨召开了全省旅发大会。也是那一年，政府引进公司入驻，实行统一化管理，把村寨居民居住的场所逐渐发展成为旅游目的地，吃住行游购娱等要素得到了强化。“这里毕竟是文化遗产地，文化是最有生命力的东西。而旅游的特点，是让原有的文化实现资源化、资产化、资本化，让它产生了更大的效益。”殷红梅说。
与政府引导型截然相反的便是村民自治型，其代表就是位于雷山县的郞德上寨，虽然产业化没那么强，但文化保存得比较好。
“在村民自治的过程中，村委会主任和书记的作用特别大。村寨集体发展旅游，大都实行工分制管理；调动全村老百姓全部参与、全方位参与，并根据工分大小来进行分配。”殷红梅举例，一个村寨在接待游客的过程中，既有歌舞表演，又有喝迎门酒等项目，既有主要表演者，又有辅助表演者，他们的工分就是不一样的。“村委会会给他们发工分牌，按月登记，由此决定每人每月的收入。”殷红梅说，这种发展路径也许专业性不强，但恰恰凸显出原生态的一面，真实地再现生活场景。
殷红梅认为，新的村寨加入进来一定要看市场，另外也要看文化的存在。“我们要对业态加以引导。”殷红梅坦言，贵州在发展过程中，越来越意识到，村寨发展要避免趋同，切忌挤占原有文化根基，要防止过度的商业化。
“我们鼓励发展那些与自己文化一脉相承的东西，有些不吻合的，要在不影响文化的前提下，灵活在空间布局上合理地配置。”在殷红梅看来，发展乡村旅游要让生活空间与经营空间有效分隔，让原生态很好地呈现，这样就可以共荣了，而不是把所有寨子都进行改造。
延伸旅游产业链
“贵州的文化太丰富了，不是所有的村寨都要做成景区，专业村也是好路子。”殷红梅举例，比如，在西江有一个村子叫控拜村，专门生产银饰提供给景区，同样可以保留文化，带动扶贫。
又如，丹寨县卡拉村，全村才100多户，成立了合作社，专门生产鸟笼。农民白天做农活，晚上就来做鸟笼，因为参与程度不一样，可以获得不同的收入。“这些鸟笼卖到市场上，高的可以卖到几千块钱，低的也可以卖到几十块。”殷红梅说。
此外，还有专门的苗绣村。贵州省妇联与多部门联合推出“锦绣计划”，吸引农民回乡就业，拿起针线当“绣娘”，既可以通过“一针一线”脱贫致富，也可以丰富贵州旅游商品的品类。“以前的绣品都是老百姓生活化的东西，现在面向旅游市场做商品，既有高端的，也有低端的，很受游客欢迎。”殷红梅补充道，苗族的饮食也非常有特点，同样可以成为旅游产业链条上的重要补充。
“通过专业化的细分，村寨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服务于旅游业，延伸整个产业链条，将千村万户带动起来，而不是千村万户都成为景区。”在殷红梅看来，如今，贵州已经不是初级扶贫阶段，而是提升品质阶段、全产业链进行参与阶段。
